为了辩解中国对东海（越南文：Biển Đông，中文：南海，英文： South China Sea- 译者）各群岛拥有的主权，从1975年起，中国学者纷纷翻检中国古籍查找有关东海的细节，提出所谓的“东海诸岛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由中国人民“最早发现、命名、开发经营”、由中国政府“最早进行管辖和行使主权”之论点 。一大批古籍和古图被中国学者援引做为这一论点的依据。

 

然而，事实绝非如此。人们在越南河内和外国档案馆里寻查到的直至中国清代末期（1911年）的数以百计的书籍和地图却恰恰相反地证明，东海诸座群岛从未是中国领土。从这些历史资料还可以看出，中国学者所援引的做为其“论点”的“证据”都是失实的。因此，本文要将这些历史真相公之于众，以正视听。

 

关于“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经营”之说，即使是对，也是无益的，因为这并不是对该海域诸座群岛享有或行使主权的国家行为。因此，本文只深入分析中国学者所援引的旨在说明中国政府“最早”对东海诸岛“进行管辖和行使主权”的资料。

 

为了证明中国政府“最早”对东海诸座群岛“进行管辖和行使主权”，中国学者提供了以下“证据”：

 

-东海诸岛于唐代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划归”海南岛。

 

-中国政府派水师“巡视”东海诸岛。

 

-元代派天文学家郭守敬到“黄沙”（越南文：Hoàng Sa，中文：西沙，英文：Parasels - 译者）群岛进行天文测量。

 

-1883年，中国政府提出抗议，迫使德国人停止对东海诸岛的调查测量。

 

-中国当地政府履行抢救在“黄沙”海域遇难的外国船只的义务。

 

-东海诸岛被划入中国版图。

 

下面，本文逐一澄清中国学者所采用的旨在说明中国政府“最早”对东海诸岛“进行管辖和行使主权”的所谓证据的资料的真相。

 

第一，关于东海诸岛于789年“划归”海南岛的论据

 

中国学者引用了宋代赵汝适 “诸蕃志”中涉及“海南”岛历史和地理的内容来证明这一论据。

 

在1988年出版的“我国东海诸岛史料汇编”中，作者援引“诸蕃志”的有关内容指出，“东海诸岛在唐贞元五年（公元789年）以来就属中国管辖范围”（第33页）

 

1993 年9月3日发表于“香港之窗”杂志的署名文章援引 “诸蕃志”原文，并果断指出，“贞元五年，长沙（越南文：Trường Sa, 中文：南沙, 英文：Spratlys - 译者）群岛置于琼州府的管辖之下”。那么“诸蕃志”到底是怎么写的，为什么现代中国学者都以它为据做出这样的肯定呢？

 

“诸蕃志”是中国宋代的一部海外地理名著，有涉及海南岛的部分。书中写道，“海南，汉朱崖、儋耳也。武帝（公元前140-87年）平南粤，遣使自徐闻今雷州徐文县。渡海略地，置朱崖、儋耳两郡。元帝（公元前48-33年）从贾捐之议，罢朱崖。至梁（公元502-557年）、隋（公元581-618年）复置。唐贞观元年，析为崖、儋、振三州，隶岭南道。五年分崖之琼山置郡，升万安县为州，今万安军是也。儋、振则今之吉阳、昌化军是也。贞元五年（789年）以琼为督府，今因之。徐闻有递角场，与琼对峙，相去约三百六十余里，顺风半日可济，中流号三合溜，涉此无风涛，则舟人举手相贺。至吉阳，乃海之极，亡复陆涂。外有洲曰乌里、曰苏密、曰吉浪 ，南对占城，希望真腊，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塘，渺茫无际，天水一色，舟舶来往，怀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唯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焉。四郡凡十一县，悉隶广西西路”（第15b-16a页）。

 

通过上述文摘可以看出，作者想要表达的是两种不同的含义。上段是简要介绍海南岛的历史。下段则是以中国“境外”的陆地和海域为对比对象，描述海南岛的地理位置。

 

这就是789年唐代贞元五年事件的真相。至于789年海南岛事件，中国史书明文记载，当年，唐代岭南节度使李复从大陆举兵，收复海南岛，结束土著居民占据该岛一百多年的历史。事实仅仅如此，并没有将东海诸岛划归海南岛管辖的事儿。琼州于789年被置为“督府”与“千里长沙、万里石塘”明明是毫无相连的两种含义，怎能随便地将两者嫁接起来，构成所谓的东海诸岛于789年“划归”海南的新的含义呢？

 

第二，关于派水师“巡视”东海诸岛的论据

 

为了证明这一论据，中国学者援引三个事件，分别是“武经总要”记载的北宋政府在广州“置巡海水师营垒”；“元史”记载的一位元代将军于1293年征讨爪哇岛时经过“七洲洋、万里石塘”；“泉州府志”记载的广东副将吴升在1710-1712年间巡视海南。

 

这三个事件的真相是这样的：

 

至于北宋政府“置巡海水师营垒”事件，“武经总要”写道，东海郡（属今广东），古百粤也，自汉以后，入为郡县。宋为一都会，有市舶之利，蕃汉杂处，“命王师出戍，置巡海水师营垒”。

 

在描述水师营垒所在地的位置之后，“武经总要”记录自广州海口至印度洋的海程如下：

 

“从屯门山，顺东风西南行，七日至九乳螺州，又三日至不劳山（作者注“在环州国境内”，今为越南大占岛（Cu lao Cham），再南行三日至陵山东部（今越南大岭角）。其西南为大食（今阿拉伯）、佛师子（今斯里兰卡）、天竺（今印度）诸国，不可计程。”（卷二O，第19a-19b页）。

 

“武经总要”作者写明了两个不同的含义。一是，由于当时的东海郡首府（今广州市）成了一个商港，蕃人与汉人杂处，所以宋代皇帝派兵“镇守”，并命令设置水师营垒进行“巡视”，以确保当地的社会安全秩序。二是，作者附载了自广州海口至印度洋的海程。

 

但是，中国学者却将这两个含义嫁接起来，使海程变成中国水师的“巡视”线路，并解释该线路上的“九乳螺州”为“黄沙群岛”，从而指出“宋朝开始记载了中国水师巡视黄沙群岛” 。这种解释有两个无理之处：

-如果说自广州海口至印度洋的海程是中国水师的“巡视”线路的话，那么自“九乳螺州”至印度洋的路程难道也都属于中国水师的“巡视”范围之内，而大食（阿拉伯）、佛师子（斯里兰卡）、天竺（印度）诸国难道也都成了中国领土了吗？

 

-如果说“九乳螺州”是“黄沙群岛”，那么按照路程，由此再往西南行三日，到达之处哪里是“不劳山”（大占岛），而是越南中部最南端的沿海地区了。因为，按东西走向，“黄沙”与大占岛几乎是处于同一个纬线的。

 

词语上移花接木，地名上张冠李戴，借此修改古人原意、歪曲历史，岂能称得上证明主权的“证据”？

 

至于中国学者所说的元代将军史弼于1293年前往爪哇时经过东海诸岛的事件。

 

其实，这是元代于1293年征讨爪哇的一次大行军。据元史记载，元帝曰“也黑迷失惟熟海道，海中事当付之，其兵事则委之史弼可也。以史弼为福建等处行中省平章政事，统领出征军马”（卷十七，第61页）以泉府太卿亦黑迷失, 鄧州舊軍萬戶史弼, 福建行省左丞高興並為福建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將兵征爪哇)。元史说，“十二月，弼以五千人合诸军，发泉州（福建以东海口），风急涛涌，舟掀簸，士卒皆数日不能食。过七洲洋、万里石塘，歴交趾、占城（海）界（今越南广南-岘港外海海域）。明年（1293年）正月，至东董、西董山、牛崎屿（今越南殊岛 Cu lao Thu、海屿Hon Hai海域）入混沌大洋、橄榄屿、假里马答、勾阑等山（爪哇外海诸岛），驻兵伐木，造小舟以入（爪哇）”。元史还说，战后返回时，史弼被爪哇降将“造反”，“弼自断後，且战且行，行三百里，得登舟。行六十八日夜，达泉州，士卒死者三千馀人”。因此，史弼被“杖十七，没家货三分之一”（卷一六二，第7a,7b页）。

 

如此彻头彻尾的侵略行军怎能被解释和理解为元代水师在东海的“巡视”呢？

 

至于1780年“泉州府志”记载的广东副将吴升在1710-1712年间的巡视。

 

“泉州府志”说，在琼州任职后，吴升“自琼崖，历铜鼓，经七洲洋、四更沙，周遭三千里，躬自巡视，地方宁谧”（卷五六，第43a,43b页）。

 

根据巡视线路所列的地名，吴升的巡视只不过是在海南岛周边进行而已。因为“琼崖”是琼州府的首府，位于该岛以北；“铜鼓”是岛东南的海拔339米的铜鼓角；“四更沙”地处该岛以西。七洲洋则是海南岛东南附近岛屿的海域。

 

海南岛周边的巡视怎能被解释和理解为“黄沙”群岛的巡视呢？

 

第三，关于郭守敬于1279年测量天文的论据

 

元史说，郭守敬奉元帝之命于1279年对 “四海”进行天文测量（卷四八，第7a-7b页）。

 

中国学者根据在“东海”测量的天文数据（北极出地（相当于北纬）十五度）解释说，郭守敬在“东海”的天文测量点“正是今天的黄沙群岛”，从而认为，这是“中国政府行使主权的行为”，“元代疆域包括东海诸岛” 。

 

元史还说，郭守敬的天文测量带有科研性，旨在了解宇宙（太阳、月亮和星星）的运动，以编订 “新历法”（卷一六四，第4b-5a页）。

 

基于这一性质及测量范围之广（越过当时中国境内），郭守敬的天文测量被写为“四海测验”。中国人使用的“四海”一词是指世界的意思。也正因为如此，所以郭守敬的二十七个天文测量点中也包括“高丽”（今朝鲜）、“铁勒”（今属俄罗斯西伯利亚）、“北海”（今北冰洋）、“东海”（今东海）。

 

如果将当时的“东海”理解为属于“元代疆域”之内的话，那么朝鲜、西伯利亚、北冰洋难道也都属于“元代疆域”之内了吗？而据元史记载和朱思本的 “广舆图”显示，元代疆域只是南起海南岛，北至戈壁沙漠而已。

 

第四，关于中国政府于1883年抗议德国人测量“东海诸岛”的论据。

 

中国学者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一论据。但是，现可查阅的许多资料都指出，德国人于1881-1884年间在东海的测量工作顺利地进行。测量所采集到的数据还编辑成书。

 

1910年发表于东方杂志的一篇文章指出，十多年前，作者手里有一位德国人的东海调查资料。他已将其中有关“黄沙”群岛的详细记录翻译成汉语。他说，这位德国人已自南而北、自东而西地测量该海域，以绘制航海图 。

 

由沈鹏飞编写的《调查黄沙群岛报告书》指出，德国政府于1883年对帕拉塞尔（Paracels）群岛进行考察、测量。1884年，埃西斯滕瑟(Existence)和波西森（Position）将采集到的资料编写成书。

 

印度支那总督府1921年对帕拉塞尔群岛的一项研究显示：“德国人自1881年至1884年对这些岛屿进行了详细的水学研究”，“他们的测量是在东海几乎所有海域（海南、北海、涠洲）直至澳门和福州进行的”。

上述资料来源证明，德国人在测量、绘制东海诸座群岛的地图时并不遇到任何阻碍。他们的研究、测量工程都顺利地完成，并公之于众。

 

这样，中国政府于1883年抗议德国人一事是很值得置疑的（？）即使这件事是真的，也是无效。因为东海诸座群岛并不置于中国主权之下，所以中国根本没有资格提出任何抗议。

 

第五，关于中国当地政府抢救遇难外籍船只的论据

 

至于这一论据，中国学者援引乾隆二十年（1755年）和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的两份文件，记载外籍船只在“万州九州洋”和“七洲洋”沉没，清政府命令当地官员为幸存者归国提供口粮 。

 

如上面所述，“七洲洋”是指海南岛东南的附近海域。而“九州洋”则被1879年“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作者注释为“今七洲洋”。

 

显而易见，上述两起沉船事件都发生在海南岛附近海域，而不是“黄沙群岛”。

 

第六，关于东海诸岛被划入中国版图的论据。

 

中国学者引用了一些地图，并分为两种。一种是标绘海南诸岛的“明清地图”（即中国地图）。另外一种是标绘东海诸岛的“明清与藩属国地图”（即中国和地区各国地图）。至于第一种，中国学者引用两份地图，即1800年“清绘府州县厅总图”和1838年“洋防集要”中的“直省海洋总图”，并说，前者标绘了“南澳气”、“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和“七洋洲”，并分别被解释为“东沙”、“中沙”、“长沙”和“黄沙”四座群岛。后者标绘了“千里长沙” ，并被解释为是东海诸岛的总称。“洋防集要中”的“广东洋图”也标绘“九乳螺州”，并被解释为“黄沙”群岛。

 

至于第二种地图，中国学者引用十份地图，包括1433年“郑和航海图”、1637年“武备秘书地利附图”、1709年“大清中外天下全图”、1724年“清直省分图”、1755年“皇清各直省分图”、1767年“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1767年后的“大清万年一统全图”、1810年“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1895年“古今舆地全图”，并说，上述地图都标绘了东海诸岛 。

 

至于第一种地图，人们也许会问，“清绘府州县厅总图”是否标绘中国学者所提及的地名，因为类似标题的地图，如1856年“皇朝府厅州县全图”、1862年“皇朝直省府厅州县全图”并不标绘这些地名。即使中国学者引用的地图真的标绘了上述地名，也毫无证明主权的价值。因为该图由晓锋学者绘制。而按照国际法律，若不附上一份法律文件，地图就没有证明主权的价值 。况且，古中国人用以显示东海诸座群岛的地名已被随意解释。比如，位于东海中央的在水下数十米深处的西方称Macclessfield Bank的一座大型暗礁却被解释为“群岛”，并冠以“千里长沙”之名。“七洲洋”是海南岛东南的附近海域，却被解释为“黄沙群岛”等等。

 

“洋防集要”中的“直省海洋总图”所标绘的“千里长沙” 也不能被解释为中国的“领土”。因为，该图除了“千里长沙”，还标绘“荷兰、（英国）红毛来经商等地”（今文莱、古称勃泥）、“小琉球”、“大琉球”（今日本冲绳岛）、“对马”（今日本Tsushima）。如果“千里长沙”被解释为“中国领土”，那么上述所列的其他地名是不是中国“领土”呢？

 

“洋防集要”中的“广东洋图”标绘的“九乳螺州”更是一目了然。在该图上，“九乳螺州”的标记是三笠顶形的一座山，就像其附近的“梨头山”、“南澎”的标记。而这两个地方则是沿岸岛屿，标绘在阮元的1822年“广东通志”中的海岸防守图上。

 

至于第二种地图，也是十分明了。在中国学者所谓“明清与藩属国地图”的标绘中国和地区各国的地图上，就以什么为标准来辨别哪里是中国领土，哪里不是中国领土呢？如果该图上标绘的“东海诸岛”是中国“领土”，那么该图上标绘的地区各国是不是也属中国“领土”呢？明知，东海诸座群岛被古中国学者称为“长沙”、“石塘”，并显示在 “东东海舆图”或“东南洋各国沿革图” 等东南亚地区地图。

 

令人觉得奇怪的是，中国有一大批地志和地图，包括官方（国家编纂）和普通（学者编纂）的，但它们竟然没有被中国学者引用来证明中国对东海诸座群岛的主权。

 

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那些地志和地图所记录或标绘的中国领土最南端是海南岛，而不包括东海的任何群岛。

 

官方地志有宋代的“元丰九域志”、1294年“大元一统志”、1461年“大明一统志”、1842年“大清一统志”。官方地图有1761年“皇舆全览图”（皇清内府地图）、1894年“皇舆全图”（钦定大清会典图）。

 

较为流行的普通地志（由学者编纂）有宋代乐史的“太平环宇记”、王象之的“舆地纪胜”、清代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

 

普通地图有1137年中国宋代的石刻地图 “禹迹图”、“华夷图”（第二附件）（陕西西安博物馆）、1247年宋代的石刻地图“地理图”（江苏苏州） 、元代朱思本的“舆地图”、明代罗洪先的“广舆图”、吴国辅的“今古舆地图”中之“元路府州县图（1638）、陈祖绶的“皇明职方地图”中之“皇明大一统总图”、清代程祖庆的“皇朝府厅州县全图-1856”、“大清直省全图-1862”（缺名）、“皇明大一统舆地全图”（缺名）、“皇明直省图” （1905，1910再版）、“大清帝国全图”（1905，1910年再版）。

 

其中，1894年地图指出，中国领土的“最南端”是“广东琼州府崖州，北极出地十八度十三分”。

 

事实是如此的。宋代（公元960-1279年）至清代（公元1616-1911年）地志和地图（含官方和非官方的）从不记载和标绘的一块土地怎么能是中国的“领土”呢？

 

东海诸座群岛并没有在中国地志里记载和在中国地图上标绘，原因也很简单：正如上面所述，直至1909年前的中国历代封建皇朝都不对东海诸岛提出任何主权要求，并不采取任何行动，以显示其对这些群岛的权力。

 

按照国际法律，“为了享有被视为属于某个国家的一块领土，其必备法律条件是该领土必须置于该国的主权之下，并且领土的界限是根据该国行使国家权力的界限而定的 。

 

实际上，直至中国于二十世纪上半叶对东海诸座群岛提出主权主张之前，这些群岛从未置于中国的主权之下，并且中国从未对这些群岛行使主权。

 

但是，中国现在为何坚持说，东海诸座群岛自古就是其领土呢？问题在于中国学者提供了如本文所列的种种错误信息。而这些错误信息，实际上，误导了中外舆论，使之对中国对东海诸座群岛的主权问题有了错误的了解。如果中国人深知历史，知道从二十世纪上半叶起中国当局才对业已属于越南领土的黄沙和长沙群岛提出主权主张，如果国际关系准则得到尊重，也许，他们对此问题的看法和对待会变的。

 

作者希望通过本文澄清跟东海有关的中国历史资料的真相，并向读者提供真实的信息，让读者在研究中国学者关于东海诸座群岛的理论时能够自己判断，该理论是否符合历史事实、是否有说服力和是否占得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