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哈拉里克林顿2010-7月在东盟地区论坛(ARF)会议上曾宣布：美国蒋东海视为“国家利益”。此后，此种观点因美国日益加强干预到东海而多次得到重复并充分地体现在实际上。然而，仍然存在着说与做得差别，尤其是在此种政策的目标和结果之中。

自从2012年起包括中国军队和菲律宾军队在斯卡伯勒礁的摩擦以及中国决定将981海洋钻井平台调到越南黄沙群岛的经济特权区(EEZ)在内的东海地区演变已显示：最近中国采取各种带有更为主动而果断性质的行为的时候，美国几乎仍然寻找一种合理的接触方式。

为了保卫自己在亚太地区特别是在东海的利益，美国必须重新制定对该海洋地区的新战略。本地区当前的秩序安全状况正在发生变化，而这正是对主要趋势以及对美国在新背景下在本地区中的政策做出具有基本性的评估的合适时候了。

美国充满矛盾的四项优先

在所有的正式（和半正式）的文件上，美国在东海争端的利益与观点可以概括成如下四项主要原则：

- 促进本地区的和平、繁荣与安全；

- 保持中立立场，尊重主权重叠各方法律价值；

- 确保航海自由；和

- 在尊重国际法律原则基础上鼓励主权要求各方和平解决所发生的一切争端。

从2011年起，美国在东海的战略可以可以分成五种干预形式。第一，在各次多边论坛上美国反对，甚至威胁还击中国的各种狂妄行为。第二，美国敦促主权争议各方寻求一种和平机制以在国际法律基础上解决冲突（以美国支持完成带有全面约束性质的东海行为准则（COC）并呼吁各方尊重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UNCLOS)为例)。第三，美国通过提供战艇以及军事装设备形式集中协助本地区各同盟国以确保海军防守。第四，美国支持各同盟国及其潜在伙伴。第五，美国寻找同中国对话有关中国要为自己霸占政策付出的代价（不仅在东海问题而且包括有关华东海域的各种问题）。

由于局势发生许多动荡，上述涉及的接近方式似乎不是满足美国利益的最有效的方式。与此同时，中国的狂妄已经将美推向一种毫无其他选择的状况，除非要它要确定和重新考虑自己接近方式。这个过程实际上是由四项充满矛盾的优先确定方向的。

首先，美国被卡在两种选择之间：亚集中保卫航海自由还是对主权争议问题持中立态度。中国自2012年以来日益强劲的行动已经指出美国所面对的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比如，HYSY-981钻井平台可以像一种“移动的领土”使用让中国对黄沙群岛及其四周区域行驶实质上的主权。通过侵占知孙岛屿并将之视为自己按照UNCLOS第121条规定足够条件享有自己领空识别区（EEZ）之事，中国已经采取一种新措施以便扩大自己海上领土主权要求。再加上，通过各种图片证明已显示中国最近为了扩大自己实地上的领土范围已经采取各种行动（各珊瑚岛、石礁），通过建设各种人造岛屿的方式加强对龟鹿角礁(Johnson South Reef)和十字礁(Fiery Cross Reef)的军事控制。一旦东海已经掌握在中国的手中，该国将充分利用EEZ要求和自己的军事力量以控制美国军队在东海的干涉，结果是可以威胁美国在本地区的航海自由和通讯联络方式。

第二，美国要保卫本地区自己的同盟（这将有助于巩固美国1945年后的同盟系统），但是同时也不可引起中美关系的任何损害（为了控制，特别是避免发生武装冲突）。2012年在斯卡伯勒的冲突已显示，美国只能在中国维持“韬光隐晦”政策的背景下才能实现这两个目标。这与中国最近的一些动态一部分、甚至完全背道而驰。自2011年起，中国开始采用外交加军事措施以巩固自己主权要求。这对一些邻国，特别是美国在本地区的一个同盟- 菲律宾造成担忧。

第三，美国连续要求各有关争端方面找出依靠国际法律的最后措施，具体是UNCLOS 1982。然而，美国本身也还没有批准该公约哪怕奥巴马政府曾多次表示支持。这需要放在美国利益交叉的背景之下。一方面，美国想把争端各方安排在一种法律的秩序。另一方面，美国不愿意这些法律影响到自己的利益和展开力量。因为违反UNCLOS 相关到许多因素，目前在美国内部中的各不同利益集团仍通过立法和执法分支积极实现外围动员好让美国国会不批准该公约。

第四，尽管美国希望维持自己在亚太地区的霸权权，但是其国内的各种危机（包括裁减国防支出，失业率和公共债务日益增加）正在同时天战着美国。因此，美国需要一种不太依靠硬力量的政策而不需要庞大的军事支出，但仍然可以通过各种外交或国际法律等其他渠道展开。这可以被视为美国对最近中国加强挑衅行为不明确反映的解释中的重要因素。美国学界就华盛顿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大战略所进行的新争论也集中于此问题。“深入干预”小组(deep engagement)支持美国维持军事承诺以确保每在全球上的最上地位。相反地，主张“远距离平衡”小组(offshore balancer)却支持美国缩小各种对安全的关心，减少军事支出以及与其他大国分担国际责任和费用。

对于一种更加主动政策的需求：“两面夹攻战略”

由于美国作为“太平洋大国”的一个国家正受到挑战，所以美国需要制定一种集中于各种长期目标的战略。中国已将美国推进一种四周利益矛盾重重的游戏。然而，在此中背景下，一种对重视法律法规趋势比武器对头趋势却日益占优势。美国要对东海争端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包括两大目标：(i) 迫使中国要和平解决争端，遵守国际法律并鼓励去他国家也要如此行动。(ii) 阻止中国使用武力或者强制措施解决争议。因此美国放弃自己的中立立场，并展开一种更为主动的立场，公开支持同中国发生领土争端的国家。据此，美国也应该优先选择如下两种政策：

在法律方面加以控制。美国是支持国际法律的主导国家。因此，美国要充分体现在国际法律基础上建立东海地区秩序的决心。这可以通过两种措施体现出来：第一，美国要对批准1982UNCLOS予以优先。奥巴马总统在出席2014-5-28日在美国的West Point 军校举行毕业典礼上所作的讲话中表示希望：“当我们未能促使参议院批准联合国海洋公约的时候，尽管实际上我们的军事头等领导人都曾说过，该公约也是为我国利益服务的，我们也无法寻找解决东海问题的措施。”该公约不仅在法律框架和道德准则上起作用，而且还是美国在东海上施展软力量的“战略武器”。

第二种措施，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必须鼓励包括同中国发生领土争端的日本、菲律宾和越南在内等国家建立一种法律上的联盟组织。该联盟组织将通过语言与行动为有关国家提供支持与协助，以按照国际法律和各本地组织解决冲突。

日本外交部2012年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评论文章已经首次提出将尖阁列岛/钓鱼岛上的争端提交国际公理法庭审判的可能性。该事件就是解决争议过程中关于“优先法律和规则”新兴趋势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各大国，开始是日本“起模范作用”的政策（尽管东京在争议区域占优势）。2013年中，菲律宾是亚洲第一个国家向海洋国际法庭(ITLOS)提交控诉书，要求法庭重新审查中国对大部分东海的主权宣布。越南政府最近也指导本国政府各有关部门做好各种有关法律文件旨在向国际法庭控诉中国将981钻井平台下放在越南领海上经济特权区。

从认识角度看，中国将把该联盟组织看做一种“法律上的控制战略”旨在控制其领土扩张的能力。该联盟组织的实施将不仅为菲律宾和越南等正在寻找方式通过法律工具解决争端的沿海国家提供较大的协助，而且还为不久的将来解决争端打下提供法律依据。此外，一种“法律联盟”在和平与国际法律的基础上得到成立将为东盟各国在捍卫各自国家主权事业中提供战略工具。走向国际秩序的道路，其中各方的关系不仅围绕着合作，而且还围绕着解决争端将有赖于各相关方面制定政策的方式。但是她们需要选择两种主要方向之间：那就是偏于使用武力还是偏于使用国际法律工具。

中国当前有关领域争端的宣布是不合乎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准则。与之相反的有需要法律联盟组织所有各方达成一致的六项重要观点：(i) 否认解决争端中的武力使用，(ii) 寻求使用国际仲裁措施中的一致, (iii) 加强东海经济特权区航海自由，包括各次军事调查的相互理解, (iv)寻求对东海发生争端岛屿的一致，(v)鼓励沿海国家根据1982 UNCLOS颁布自己领土要求解释文件（主要是用以明确中国的“九段线”地图）和(vi) 寻求对建立一种多边构筑以便加强对东海的认识。该机制-按照一个观察国-将进行监督并提供有关在本地区各项获得的公开透明信息。

远距离控制。该战略不是为了通过各种传统军事措施对中国营造决定性的优势。取而代之，该种政策的目的就是在法律的基础上，将本地区的各种争端归纳为一种秩序，为各有关方面举行谈判打下基础。如果中美的一场冲突在亚洲发生，北京将掌握阵地上的地理战略优势，而美国要面对较大的挑战如：调动军队和各军事基地，来自内地的接援及驻军本地区的美国一些军事基地。因此，作为一个从远距离平衡的超级大国，美国需要制定一种威胁战略，迫使中国要坐在谈判桌上并遵守国际法律以及减缓紧张局势。

我们享用“远距离控制” (offshore control)这个概念来描述美国将在东海上的战略。“远距离控制”战略的逻辑是对中国形成一种远距离的封锁。这要求形成一些同心圆圈以阻止中国从“第一岛屿串”中接近大海，并有助于美国占据该岛屿串以外的领空和领海的优势。正如哈姆斯教授曾指出的那样，“远距离控制”战略并没有通过使用军事力量迫使中国投降，而是想向中国发出一份通牒：任何一种使用武装力量得来的东西，最终也就是反作用的。对美国各同盟来说，“远距离控制”战略集中于防止他们同中国的直接对头，同时帮助这些国家加强反对接近/封锁地区(A2AD)的能力。该战略的目的是是中国的地理战略优势脆弱化，同时巩固美国各同盟对其作为保卫本地区稳定的国家为保卫本地区的安全而采取实际行动的信心。

该战略将有助于美国阻挡中国的军事动态。美国可能优先保持战略性的航海自由并将东海上“配合伙伴”转成“管理伙伴”。通过物质协助方式加强菲律宾海军的能力以及同东南亚各国举行共同军事演习，美国将能够维持保卫自己利益的承诺，其中包括避免同中国的直接对头。美国将扮演着对中国不对称战略的威胁角色。在同越南的关系中，美国要考虑战略目标和人权问题之间的平衡。向越南出售武器以及建立越美战略伙伴关系一事将有助于华盛顿放松越南中国之间紧密关系的连接绳子，让河内可以对中国施加较大的一些代价。

华盛顿将要对改善美国的“各同盟之间的同盟”采取创造性的思维，包括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日本在重新改写本国“和平宪法”后正进一步靠近集体防卫战略以加强日本在保卫东海安全中的作用。类似的，美国可以通过向航海监督提供援助和情报信息交流形式支持本地区各国。随后美国将扮演着“幕后指导”角色，这是奥巴马政府在利比亚战争中首次使用的概念。从此，华盛顿可以加强同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以便阻挡对航海的各种威胁，正如判断的那样，该过程将随着时间的流逝得以加快。

东海只是本地区内和全球上权力改变的一幅总体战略画的一小块。它通过中国的崛起和当前中美有关一种新区域秩序的谈判得到反映出来。面对一种新的国际秩序的兴起，它不仅具有构成硬权力的各种成分，如新的经济和军事能力是导致结果的唯一因素。

通过在国际法律和准则的基础上建立“游戏法”的形式，在美国国家安全-或它的同盟国家安全-或其他生死存亡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美国已经营造了一种军事行动的一致。另一方面，这显示一个领导大国的精神：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和善于使用合适的时段，同时在同盟各方的监督和一致下能够平衡各有关方面的利益。权力是一种工具，不是一种目标。领导地位需要在其他国家利益情愿承认的基础上获得，而不是使用物理或幻想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