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作战形式利用传统和先进的技术——导弹、船只、喷气式战斗机、侦察机、试验和干扰性技术——向对手发出政治信息。中国领导人进行这种独特军事演习，或许反映出他们认为事态已发展到单纯外交已无法获得足够回报的程度。他们也可能是在寻求新办法发出自己想要传递的信息。最后，他们可能觉得，与日本的争端已开始越界，危及到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虽然中国领导人使用这种独特的作战形式，但并无意愿让争端升级为某种军事冲突。相反，在军事演习中，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迫使对手坐到谈判桌前，也有可能是让争端淡出公众关注。

 

 

1994-1996年台海危机和2012-2013年东中国海危机都凸显中国独特的演习形式。在台海危机中，事件由中国领导层认为的台湾走向独立引发。因此，中国进行一系列传统和高技术作战演习，包括大规模军演、地下核试验、弹道导弹试射、两栖登陆演习及实弹演习。它们发出不同的信息，针对的是其行为日益威胁中国国家利益的不同行为主体。

 

 

对台湾选民和领导人，信息是1996年台湾“总统”选举时不要搞独立公投；对外国势力，信息是中国不会容忍外部对内政的干预；而对中国大陆民众，领导层意在展示防止台湾独立政治意志和军事就绪性。此外，或许最明显的，中国领导层的军事行动证明，他们可以给台湾造成政治的和重大经济损害。

 

 

再来看中国领导层在东中国海和如今在太平洋的行为。围绕钓鱼岛的敌意加剧，可追溯至日本2012年9月宣布对3座岛屿国有化。从那时起，中国进行越来越多的传统和高技术作战演习。这些演习针对日本领导层；中国领导人很可能希望东京将领土争端搁置一边，让它淡出公众视野。

 

 

就台湾、钓鱼岛而言，观察家应该预料中国领导层会继续使用传统和高技术军事行为，强力达成政治结果。中国领导层的行动驱动力将包括内外因素，即中国对手的行为、中国国内民众的情绪。如果中国领导人觉得对手的行为日益危及中国的国家利益，那行动就会升级。

 

 

正如蒙特·巴拉德所说，认识到中国领导层采取军事行动，意在政治结果而非军事结果，应该有助于预测未来的军事行动，防止未来冲突中的严重误判。

 

(作者J·M·诺顿，汪北哲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