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座谈会是对周边外交的“顶层设计”，为未来中国周边外交指明了方向。会议明确指出，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经验、研判形势、统一思想、开拓未来，确定今后5年至10年周边外交工作的战略目标、基本方针、总体布局，明确解决周边外交面临的重大问题的工作 思路和实施方案。

 

 

周边是中国战略发展和崛起不可或缺的借助力量，也是中国的战略转圜空间所在。中国向来重视加强同周边国家的合作，将其视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石。十多年来，中国先是将“周边是首要”确定为中国周边外交的指导政策，随后又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和“睦邻、富邻、安邻”的政策，积极深化 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希望营造一个良好的、稳定的周边环境。中国的发展需要做好周边外交工作，这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的需要。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中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

 

 

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是大势所趋，因此，维持稳定的发展环境几乎是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之所在。国家利益早已经超越了国界，不再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其他国家和地区发生的事情以一种蝴蝶效应扩散到全球，可能带来巨大的影响和冲击。可以说，以合作谋求稳定的发展环境也是各国的对外战略目标。事实 上，中国仍处于发展的关键期和攻坚期，中国不会成为亚太地区的主控力量。中国的政治姿态仍是和平、发展和合作。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合作多于竞争、共识多 于分歧、制衡多于对抗。

 

 

中国要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复杂的、棘手的甚至是决定中国大国特性的外交关系。对中国来讲，这是一个战略性和全局性的问题。事实上，当前中国与周边的关系进入了一个二元悖论时期。一方面，中国发展的溢出效应带动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成为推动亚太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也让周边国家陷入群体性恐慌，一些国家心理出现失衡，恐惧中国的强大会危及他们的安全。因此，中国的周边外交亟需打破这个二元悖论，而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正是对这一 悖论的“破局”。

 

 

中国的周边外交工作，应更多地强化政治和战略考虑，弱化经济和利益考量，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为原则，以达致中国周边外交解困、破局、升级的目标。习近平强调，做好新形势下周边外交工作，要从战略高度分析和处理问题，提高驾驭全局、统筹谋划、操作实施能力，全面推进周边外交。

 

 

中国的周边外交工作，要用合乎国际通用规范的方式来解决和处理分歧与争端，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出恰当的危机管控和适当的制度安排，不使其存在以后发酵的可能。同时，在解决分歧和争端的过程中，要进行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为世界做出积极的、良好的示范效应。

 

 

中国的周边外交工作，必须仍将周边作为重要的战略依托，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制度化合作水准，构建更多的合作平台，让周边国家感受中国的诚意，这也是中国成长为一个大国过程中要付出的代价和承受的阵痛。虽然周边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但中国不搞什么势力范围。

 

 

这次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做出的战略部署或许不能一蹴而就地解决中国周边面临的矛盾与分歧，但这将为中国赢得周边外交的主动权，从长远来看，这或是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举措。

 

据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报道称，在海军发展与战略的各种细节问题之下，存在一个基础性问题：中国是否接受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贸易和商业秩序，或者，中国是否更希望这一体系受到限制甚至被推翻？

 

日媒称，在当下这个时代，现实世界的事情正在逐渐向国际关系理论靠拢——特别是“公共物品”理论。这一理论的概念非常简单：如果一个强国提供如海事安全之类 的公共物品，能够令众多海洋国家受益，那么这些国家就应当接受——或是应当至少避免试图破坏——强国对于海洋的统治权。这很有道理。如果有人坚持要利用自 己的资源来保障你的安全，何乐而不为呢？

 

 

报道称，这不是一种新观点，尽管这个冠冕堂皇的政治 学标签是新的。外交官艾尔·克罗著名的1907年备忘录是战略家们时常会援引的一个历史案例，这个备忘录解释了为何敌对的势力和第三方国家都甘心服从于英 国的海上霸权。克罗认为，它们可能并不喜欢英国强权下的和平，但是大不列颠是一切潜在的航海霸权国家中最无异议的。皇家海军通过以符合各国共同利益的方式 监管海上航线而赢得了合法性。提供公共物品，打消各方疑虑。

 

 

那么，克罗的逻辑今天是否依然行 得通呢？如果行得通，它是否适用于西太平洋这个美国的海上力量可能会遭遇最强硬挑战的地点呢？中国是否会赞同公共物品逻辑呢？那些援引《克罗备忘录》的 人，都倾向于认为答案不言自明：是的!或者说，至少应该是这样。但是，深入思考之后，就没那么确定了。如果北京阅读了一战历史，就会想起英国在战争爆发之 后撤销了其海洋管理权。海洋成为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交战的另一个战场，双方都使尽浑身解数切断对方的海上贸易。如果某个亚洲争端——台湾、钓鱼岛等等—— 导致在西太平洋发生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美国恐怕不会保护中国的商人。现实恐怕恰恰相反。而且确实，西方战略家们一直津津乐道于辩论远程封锁中国商业航运 的价值。

 

 

对于北京来说，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对于时刻警惕美国几乎瞬间就会利用自己的海上霸权 来对付中国的中国战略家们来说，艾尔·克罗的完美理论并 不能令人觉得宽慰。这么说来，公共物品理论对于平息中国战略群体中的“最坏情况”思维意义不大。 不要假想学术理论可以应用于现实生活吧——不论对于参加学术会议的学者来说这些理论是多么合乎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