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对东海争议的安全动态
包括东海热点在内的本地区紧张演变已促使澳大利亚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一些切实而主动的部署,其中有跟传统同盟伙伴加强安全合作,在东海争议的问题上采取更加积极的行为以及努力与新安全伙伴建立战略三角。
包括东海热点在内的本地区紧张演变已促使澳大利亚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一些切实而主动的部署,其中有跟传统同盟伙伴加强安全合作,在东海争议的问题上采取更加积极的行为以及努力与新安全伙伴建立战略三角。
包括东海热点在内的本地区紧张演变已促使澳大利亚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一些切实而主动的部署,其中有跟传统同盟伙伴加强安全合作,在东海争议的问题上采取更加积极的行为以及努力与新安全伙伴建立战略三角。
作为美国的一个亲近同盟,当地区权利平衡发生变化的时候,澳大利亚就处在“两难”的境地。堪培拉的核心利益与亚太地区分不开,所以对他们的问题就是如何应付两位大爷的阵容,以保护并追求自己的利益。包括东海热点在内的本地区紧张演变已促使澳大利亚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一些切实而主动的步骤。有三个要注意的动态:一是跟传统同盟伙伴加强安全合作,二是在东海争议的问题上采取更加积极的行为,三是努力与新安全伙伴建立战略三角。
澳-美同盟:保持和加强
两国国防合作的关系通过原来包括新西兰在内的澳新美(1951)条约正式开始。两国国防合作的历史显示了那些稳定和一贯的成就。澳大利亚的历届政府已通过提供设备和作为远征军的澳军等形式向该联盟投资。澳大利亚已在朝鲜、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等战场上同美军并肩作战。
进入20世纪90年代,作为冷战时期一种遗产的ANZUS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战略作用。1990年标志着澳美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AUSMIN)的首次对话时期,体现澳大利亚对美国同盟责任的承诺。此种传统同盟关系的发展步伐后来仍然持续下去。1996年,美国与澳大利亚发表了起草“21世纪战略伙伴关系”的悉尼联合声明。在这个联合声明上,重要点有延长租借配合松峡的情报基地的期限以及扩大联合军演的展望等活动。特别是,就在这段时间,澳大利亚支持美国决定把航空母舰作战组合送到台湾海峡是为了反对中国在本地区进行军演的。世界舆论“平息”观察着与台湾举行总统大选同时发生的这一事件。它在一边是澳-美同盟一边是中国对峙的背景下留下了首个烙印。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结束已为两个国家的同盟关系造成千差万别的背景。对堪培拉的领导来说,亚太地区情况的转变使其有关对美国同盟责任承诺的考虑变成空前的复杂。中国的崛起和美国亚洲再平衡的过程无疑是亚太地区紧张演变的核心。澳大利亚像本地区其他国家一样,都不得不考虑到平衡两个大国之间影响的可能性。
澳大利亚和中国,日本和美国之间历年的双向贸易总额。资料来源:澳大利亚的外事和贸易问题司。(其中红色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双向贸易,黄色是澳大利亚和日本之间的,蓝色是澳大利亚和美国之间的)
上述图显示,到2013年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双向贸易金额是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将近3倍。堪培拉经济安全和军事-政治安全的“两难”姿势较为突出:同中国深入的经济关系跟同美国亲近的安全关系并存。澳大利亚正“被卡在两条巨浪之中”的认识正在本国关于对外的争论中扮演着前提角色。此种认识在火热的争论中深深地扎根于精英阶层,从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或澳大利亚决定参与近期由北京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AIIB)等事情。包括澳大利亚国家大学的休·怀特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堪培拉要认真考虑通过说服美国政策策划者在分担亚洲地缘政治- 战略权力中实施某个协议的形式确定自己的地位。其他一些学者就呼吁澳大利亚要在地区的热点问题上发挥“外交桥梁”的作用。一方面遏止各大国的单边行动,另一方面促进多边外交的措施。
在一种脑筋平衡继续发生的时候,澳大利亚有关安全- 国防问题的动态体现一种一贯性。2011年11月,在美国刚刚透露再平衡(也被称为“亚洲转轴”)战略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已经同意让美国海军在达尔文军事基地驻军。2013年五月,澳大利亚已展开作为自己作战队形一部分的悉尼HMAS舰艇陪同美国在亚太地区活动的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这一行为已使得北京感到不满。2014年8月13日,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跟澳大利亚同行大卫·约翰斯顿及外长毕晓普公布“美奥力量部署协定”(U.S.-Australia Force Posture Agreement),打开了两国间更加深刻的合作新前景。
上述的一系列动态揭示澳大利亚不断巩固与美国的力量联盟。这个过程每年都定期发生。然而这一趋势并不意味着堪培拉愿意将其换来与北京的关系。尽管如此,当进行密切与美国的安全联结的时候,澳大利亚因地理距离而在展开同中国关系中很少遇到困难。无形中,在亚太地区的中国面前,澳大利亚又成为了美国“再平衡战略”中最得力的纽带。
澳大利亚对东海争议:直接和主动
当中美关系在21世纪中变成特别多样化而复杂并覆盖着许多不同的领域和问题的时候,地区的一个热点可以带有全球性战略的因素。东海问题就是这样的方面之一。甚至,可以说,东海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日益重要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对本地区的一个国家假如是澳大利亚进行估计时,处理中美影响的平衡不外乎观察其对东海问题的接近和立场。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澳大利亚确定自己在东海的利益主要从原本直接关系到确保其在海上航行自由与安全的立场出发。这点在2013年澳大利亚的国防白皮书中已清晰地呈现出来。然而,在实际上,澳大利亚与东海问题没有太多的干预。在地理方面,澳大利亚离东海较远。该国也不是本地区拥有领土(岛、群岛)争端的直接相关者之一。就连航海自由受到威胁的担忧直到现在仍然是澳大利亚政策策划阶层争论不已的问题。因此,东海问题对澳大利亚来说不是当前利益问题,而是带有战略意义的问题。
2015年之前的阶段,澳大利亚对东海领土争端反复表现自己的中立态度。澳大利亚前外长卜卡于2012年5月对上海进行访问时曾经说过:“我们不偏袒在东海宣布主权者的任何一方。但是当我们大部分贸易流量经过该地区时,我们就关心到东海了...”。澳大利亚前总理吉拉德于2012年10月也发出内容类似的一份通牒,其中说明澳大利亚不会在中国与菲律宾对斯卡伯勒浅滩争端上偏袒任何一方。
2013年澳大利亚的国防白皮书揭示该国希望有一个在对话、和平和国际法律的基础上解决冲突的方式。作为非争端的国家,澳大利亚在处理本地区的争端中并不起多大的外交桥梁作用,或者提出合作的各项创意。但是,澳大利亚是积极支持有关各方遵守“东海各方行为宣言”(DOC)以及将来尽快进行签署“东海行为准则”(COC)的国家之一。综观前一阶段,虽然不承认,但是堪培拉接近东海问题的方式似乎因希望协调同美国、中国和东盟的主要关系而受支配。
当中国在东海建设人造岛屿的一系列图片得到公布的时候,澳大利亚接近东海问题的方式才发生变化。当中国被点名是使东海争端更加复杂的时候,堪培拉的外交发言就变成具有空前的针对性。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丹尼斯·理查森对中国建设人造岛屿背后的目的提出质疑。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的政府宣布将不排除加强在东海巡逻飞行的可能性。澳大利亚对中国参与两年一次(今年有日本参加)的护符佩剑军演活动的可能性也不在乎。这是澳大利亚可以使与中国关系受到伤害的一些首次单边动态。
澳大利亚对东海问题接近方式中的改变要放在此前美国公开将空军和海军派到中国在长沙群岛建设人造岛屿地区意图的背景下去分析。堪培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公开肯定他们在东海争议问题上不偏袒任何一方,同时他们的行动也表明,在亚太地区的中美战略竞争中他们不愿向任何一方倒。但是,在美国的新动态下,澳大利亚向往一种更加强硬的立场揭示他们正在主动加强自己在东海的地位。
仍然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进一步巩固澳大利亚上述的趋势。尽管如此,他们近期的动态揭示,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各中等强国在东海采取主动措施体现自己地位的可能性日益清晰。值得关注的动态之一就是开始形成新的战略三角。
澳-日-印三角:开道之“三组”
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于8月6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了第一次三边高级别对话的会议。在得到讨论的多项内容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三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航海安全的合作问题,其中包括在东海上的航海自由问题。三国接下来的高级别对话的会议将在日本东京举行。三国间的安全合作很有能得到大力推进,特别是在海军方面。据印度时报报道,关于三国的安全合作的各项初步交换已经得到实现。据此,很有可能印度海军将尽早参加跟澳大利亚和日本这两个伙伴举行的共同军演活动。一个包括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的三边联盟正在本地区逐步形成,正如一些作者已经比喻为“联盟中之联盟”的概念。
澳大利亚外交与商务部副部长彼得•瓦吉斯也对澳-日-印的论坛是一个“反对中国阵地”的概念表示否认。他说:“这一会晤并不针对任何国家。三国之间具有很多双边关系,我们可以通过合作获得利益”。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此种三者关系在安全方面将对亚太地区发生影响。
日本也像澳大利亚一样同美国发生密切的军事同盟关系。这两国之间的安全合作最近有具很大的进展。日本防卫力量可以在境外协助美国军队。安倍晋三首相政府也对通过准许在境外实施集体防卫权的法律草案抱有希望。日本正逐步同美国分担区域安全责任。与此同时,印度也在大力展开向东政策。纳伦德拉·莫迪新任总理的政府正在大胆地重新肯定印度在区域的地位。三边合作在航海安全方面似乎是澳-日-印强大而同步安全转变的一种延长。
同时,三者官方合作渠道可以营造拥有美国参与的非官方“四者”合作论坛。目前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和美国每年都存在从培训到军演的多种双边和多边的军事合作框架。然而,多边合作只在美国与在组织里的两个国家(比如澳-日-美或澳-印-美)的三国组织存在。美国像一个“公分母”,一个亲近的安全伙伴一样,所以加强澳-日-印在航海安全方面的合作也就是加强了美国的在场。在太平洋-印度洋上拥有四个大国参加的各场军演与安全合作将有机会频繁发生。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2006-2007任期曾经提出四个大国之间在太平洋-印度洋上的安全合作的创意。但该创意因当时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决定退出建立活动框架过程而遭到失败。面对当时中国的外交反应,澳大利亚政府对发展同中国经济合作的战略受伤害表示担忧。现在,在本地区的安全演变正“改变方向”的背景下,澳大利亚正面向不正式地参加重建“四组”模式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一方式既确保澳大利亚的安全,又不直接点燃同中国关系紧张的导火线。
由此可见,澳大利亚最近所迈出的步伐正充分体现其对安全的重视远远高于过去。虽然澳大利亚与中国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经济约束,但那些经济的利益也不能淡化澳大利亚对东海日益动荡的安全愿景。经济利益的约束以及东海和华东问题上的正名性使得澳大利亚仍然保留以呼吁保护航海自由为主的立场。上述的动态揭示澳大利亚对亚太地区的安全转变也真正感到担忧。堪培拉政府在对外政策上正实施主动的步骤,旨在对来自中国的安全挑战保卫自己和地区的安全。。
胡志明市国家大学所属社会&人文科学大学国际研究中心(SCIS)业余研究员(Research Associate)阮武日英和李青名
越南要求中国尊重越南对黄沙群岛的主权以及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 1982)而确立的越南海域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尊重越南渔民根据国际法特别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越南海域和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域合法作业的权利;不采取导致局势复杂化的行为,为维护东海和平、稳定和基于法治的海洋秩序做出贡献。
(越通社)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姮表示,越南已就侵犯本国对长沙群岛的怀恩礁和其他有关实体的主权的行为向有关各方提出交涉并递交抗议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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