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10/2013
近日,日本《外交官》杂志刊登前五角大楼官员乔安娜•余•泰勒(Joanna Yu Taylor)的评论文章,文章认为,在双边战略对话中,中国的介入度一直不及美方深入。
鉴于中美之间在诸多因素上的分歧,美国应当重新评估中国的战略目标,国家利益以及在不同问题上的妥协力度——尊重分歧,求同存异才能推动中美关系在和而不同的良性状态下长远发展。文章编译如下:
备受尊重的金骏远(Avery Goldstein)在新近一期《外交事务》中指出,中美战略对话如果想迈入更深的层次,则必须密切关注“危机处理”和“政策协作”这两大议题,于此增进政治和军事上的沟通。这项进程最大的阻碍在于中美双方在双边互动上备受限制,事实上,美国已经朝着这个方向开始努力,而中国方面的进展似乎仍处于停滞。
美国国防部每年都会和中国军方举行对话,与此同时,国务院也会针对军备控制以及无核化等议题和中国方面交换意见,对话的级别为国务卿以下。此外,副国务卿会牵头召开“跨部门战略安全对话(SSD)”,主要针对网络安全、导弹部署、核政策以及海事安全等敏感性议题,当然,该对话属于“中美政府一体化论坛” (“Whole-of-Government” Forum)的一部分,后者会定期邀请中国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同美国国务卿以及财长就经济和政治议题进行全面的磋商。
简单来说,中美之间不缺乏高层次的对话,但正如俗语所说——你可以把马拉到水边,但却不能强迫它喝水——如果北京在对话中不选择全方位的介入,美国的努力将会是徒劳,因而北京的态度显得至关重要。考虑中美关系中的分歧分布广泛,因此,对话机制成为了表述分歧,求同存异并增进关键领域间互信的必要渠道,该渠道有助建立起高层官员间的互信,在遇到危机时,这种双边的互信会起到关键的作用。
然而到目前为止,北京并没有投入足够的热情。这种差异源自双方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白宫认为对话机制是外交关系中的“本质”,而北京则把对话看作是一 种“功能”,白宫关注的点在“我们可以讨论什么?”并列出相应清单;北京则在意于“我们是否需要这样的对话”,是肯定和否定的问题。其实,并不是北京不重 视双边关系,而是他们的聚焦点在诸如对台军售这样的单一独立的个体问题上。
很明显,对于任何一个政权来说,存在的重 要性远远要比全盘接纳国际准则来得重要,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每个国家会在领土主权上毫不妥协的态度。中国政府决心采纳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并严厉打 击内部的腐败,然而却没有体现出开展政治改革的前兆,因为必须要先确保总体的稳定。
以一个更基本的层面而言,如果中 国内部存在相异的声音,会很难展开双边的对话。在民主机制运作下的政体中,辩论是无法更改的事实,尊重不同的意见是政治文化中的内核。而单一党派的政体 内,辩论的范围被设定了规定的参数,非常遗憾,中国对异见所规定的参数也被解释为他们如何进行外交的决策。
掩饰中美 两国存在的差异性或许将中和掉一些有关双边关系的分歧,找到一些相应的共同点,这种不正视差异的态度,当然会让双方拾到一些初阶的果实,然而当合作步入深 水区以后,则会给双边关系带来更大的危机与挑战。事实上,北京和华盛顿在看待和制定外交政策时,其初衷和目标根本就是南辕北撤的,承认这一点十分的重要, 鉴于此,我认为美国政府需要重新评估中国的国家利益、目标、以及在争议问题上到底具有多大的妥协力度。
(越通社)11月9日,越南外交部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驻越大使馆和欧盟驻越代表团在河内联合举行第五届东盟地区论坛(ARF)关于应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 1982)和其他国际法律文应对新出现的海洋挑战研讨会。
(越通社)10月26日,正在胡志明市举行的第十五次东海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已举行4场主要讨论会。欧盟对外行动署(EEAS)亚太地区副总监保拉潘帕罗尼(Paola Pampaloni)以线上形式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越通社)在由外交学院与各伙伴机关于10月25日至26日在胡志明市联合举行的第十五次东海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越通社记者就此次会议对于国际社会共同维护东海地区和平、繁荣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和重要性对国际学者和专家进行了采访。
(越通社)7月11日,由外交学院、英国驻越南大使馆、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Konrad-Adenauer-Stiftung)联合举行的题为“混合活动:推进或阻止海上秩序”的第11次海洋对话会在海防市举行。
越南时间6月29日,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举行了第十三届东海问题国际年度研讨会。出席研讨会的有美国外交部和国防部官员、政策规划者以及来自美国、印度、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家的多位著名专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