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自去年以来，东海问题出现了变化。某些国家感觉到时间并不在自己一边，认为东海问题必须在中国真正崛起之前得到有利于它们的解决，于是便加紧行动起来。对中国来说，主要在两个方面由于准备不足而处于劣势。第一是国际舆论。第二是战略欠缺。被称为“东海行为准则”的《东海各方行为宣言》只是一个宣言，中国希望推进使其成为有约束力的准则，但进展不大。

 

吴士存(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中方目前在东海问题上面临两大挑战。首先是美国介入东海问题，导致中方在东海方向上的安全压力增大。而且菲律宾、越南等争端国刻意拉拢域外势力介入东海问题，意图推动引入多边机制，与此同时，东海地区军备竞赛态势不断强化，影响东海区域安全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其次，东海周边国家海洋战略不断推进，加大对所占岛礁和附近海域的实际管辖，菲律宾、越南国内无法抑制对长沙海域油气资源开发的冲动，中方在长沙的维权形势更为严峻。

 

吴士存：解决东海问题的手段，无非是和平谈判、国际仲裁和诉诸武力几种。目前采取武力措施解决东海争端是不现实的，各方面受到的掣肘不小。未来东海问题的解决途径最可能是以和平方式。通过外交谈判，签署相关协约来促进各国的自我约束，同时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和现代海洋法解决争议。

 

在东海问题上，中国必须继续坚持维权与维稳相统一的方针，立足于国内外两个大局运筹和谋划，稳定东海形势。一方面，我们要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地维护我国的主权和海洋权益，另一方面，也要统筹兼顾，着眼长远，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维护我国战略机遇期。

 

潘国平(西南政法大学中国—东盟法律研究中心副秘书长)：武力解决东海问题，从现有的中国已经签署的国际法框架来看，已经基本不可能。中国被两个国际文件所约束：一是《东南亚国家友好条约》，二是《东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解决领土和海洋争端。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东海没有发生武装冲突的危险。没有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美国，主张在东海有飞越航行自由，在沿岸国专属经济区有军事行动权，甚至与东海国家近期频频军演，激化东海局势。中国坚决反对第三方国家军事介入，为确保领土领海不被蚕食，维护中国在东海九段线的历史性权利，在必要时，可以声明退出上述国际文件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的天赋自然权利，行使国家自卫权，予以武力反击。

 

郑永年：中国应该将东海问题中的“东海海上航道”和“主权争议”区别开来。航道安全是大家共同的责任，中国应该高调表示和美国、东盟、日本共同负责，尤其要表示出愿意和美国共同维持国际航道安全的姿态。中国和美国之间贸易量巨大，美国不会因为这是越南，就支持越南。中美在其他方面合作好了，美国是不会站在越南一边的。

 

潘国平：东海共同开发不是没有可能，建议中国和争端各方可以共同设立一个区域共同基金，中国可以担负起地区大国的责任，为区域发展多做贡献，东海各国携手起来打击海盗、承建海上设施、确保航道安全，造福东海周边的近15亿居民。

 

吴士存：在东海，中国多年来基于大局意识始终保持着自我克制。但有时候中国释放的善意并不一定能得到有关争端方的理解和响应。2005年中菲越正式签署了《在东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该协议自2008年执行期满后，菲律宾却单方面与英国一家能源公司达成协议，不断在长沙礼乐滩海域非法开展油气勘探活动，中菲3月份在礼乐滩海域的摩擦事件就是明证。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越南、菲律宾等有关争端国不愿意“共同开发”，那么在适当时机，中国就应该主动开发，从而维持争议、保持存在、促成合作。军事上要淡化外界的猜疑，经济上要加强实际存在，中国在争议海域开发越晚，影响力将越弱，将来在长沙的维权成本就会越高。

 

▲(本文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主办的“东海与联合开发”会议的部分发言节选，由本报赴新加坡特派记者暨佩娟整理。)